生态文明：人类社会文明范式的生态转型∗

杜明娥 杨英姿

【内容提要】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文明范式，生态文明是在对工业文明进行反思和超越的意义上出现的，具有其特定的发展模式、制度理念和价值观念等基本预设。生态文明与现代化的相互依托，形成文明范式生态转型的发展模式支撑和物质基础；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的彼此契合，表明文明范式的生态转型所追求的，是摆脱了双重奴役的、平等自由的人际、人-自关系；生态文明与实践理性的共同发展，是人作为文化存在展示自身无限超越潜能的新阶段，是文明范式实现生态转型的内在逻辑和现实需要。上述三个方面诠释了文明范式实现生态转型的核心内涵。

【关键词】生态文明 文明范式 现代化 社会主义 实践理性

作者简介：杜明娥（1964- ），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海南海口 571158）；

杨英姿（1969- ），海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海南海口 571158）

 

文明范式，是指某一社会形态所赖以运行的基本的发展模式、制度框架、价值理念等的有机构成体系，它规定了一个社会发展的基调、内涵和趋向，具有广泛的公认性、整体性和范导性。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体现着人类文明状况的发展，不同的社会形态意味着不同的文明范式，借由特定的经济发展模式、政治理念、科技功能、价值观念、运行方式等表现出来，也将呈现出各不相同的发展结果。工业文明数百年的发展，积累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危机，生态危机是工业文明的“结构性特征”，生态文明作为一种理念提出来，是反思工业文明造成的生态危机的结果。作为一种范式，生态文明具有其特定的发展模式、制度理念、价值观念等基本预设，本文将从生态文明与现代化的相互依托、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的彼此契合、生态文明与实践理性的共同发展三个方面对此进行诠释。

一、发展模式的转变：生态文明与现代化的相互依托

工业文明与世界第一次现代化相伴而生，其历史结论固然如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 年就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①。但是，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工业文明和现代化，形成和奉行的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发展模式，从而也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①。工业文明条件下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积累绝非过去一切世代所能比肩，但是它所造成的各种矛盾冲突也是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的贫富分化和生态危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生态危机的现实压迫和人类精神的超越追求促使人们反思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以破坏自然、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以个人自我、人类自我为中心的发展是非理性的，经济发展不能突破自然生态的界限，人类自我的利益不能损害自然的内在价值，协调、可持续是人们对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预期，生态文明理念逐渐明晰。现代化从其历史结论来看，确实“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②。但是，生态危机、精神失落并不是现代化所固有的，现代化的负面效应是由实现它的模式和手段造成的。被物质性、自我中心性所主导的工业文明和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非理性发展，实际上也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生态文明旨在对此进行超越，实现理性发展，和解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是不要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生态文明以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理念，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有一个生态界限，这既需要扬弃“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式，还需要改变“资源－产品－废物”的线性经济发展模式，提倡为基本生活需要而生产和节俭适度消费，建立循环经济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致力于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协调、可持续发展。现代化在促进科技进步、推动生产力发展、创造物

质财富等方面的作用是无可争辩的，以生态文明理念为现代化注入生态内涵，旨在消除现代化的消极后果和负面影响，使现代化实现生态转型，创新具有生态内涵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最终促进人类社会文明范式的整体性生态转型。

  无论是作为文化观念形态，还是作为社会文明形态，抑或是作为实践推动过程，生态文明的实行和实现均需要现代化发展战略作为其现实路径。生态文明要解决生态问题、化解生态危机、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但不是不要经济发展，不是人类社会止步不前，不是退回到原始的生态和谐。如果说生态问题、生态危机是在传统的现代化模式中产生的，那么它的解决也需在生态型现代化建设中完成。具体地说，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物质基础、科技创新、科学规划、体制机制创新、理念观念更新等等，这些恰恰是现代化的内涵所在，它们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并发挥作用的。所以说，现代化并不必然带来生态危机，它可以有一个生态文明的核心内涵和发展方向；建设生态文明并不等于人类裹足不前以致物质匮乏，而是要有一个现代化的现实路径和战略依托。生态文明与现代化完全能够相互依托，正向影响，从而形成文明范式生态转型的发展模式支撑和物质基础。

二、制度理念的变革：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的彼此契合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文明范式或社会形态，有其不同于工业文明和前工业文明的制度设计。正如工业文明与资本主义的结合不是历史的偶然，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的契合也不会是历史的巧合或主观的臆想，而是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客观的内在性的，既是一种逻辑必然，也是一种现实需要，且唯有逻辑与现实的统一才彰显出其合理性。马克思唯物史观指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和矛盾发展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历史动力，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其相互作用在社会发展中具体表现为发展模式、生产生活方式、制度框架等的变革，由此形成不同的社会形态。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中，虽有三形态说、五形态说之分，但本质上是一致的，即生产力、生产关系是最终的判断标准。

我们当下所提出的生态文明，属于前工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这一社会形态序列，而社会主义则属于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一社会形态序列，两者彼此契合的基础在于物质生产力和作为其重要标志的人的实践能力的高度发展，以及由此决定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与和谐。物质生产力和人的实践能力的高度发展以及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是生态文明扬弃工业文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①，在此前提下才可能使人从人对人、人对物的依赖中解放出来，才可能化解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二元对立，使彼此之间的关系由不自由的对立走向自由的和谐。

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的契合还在于它们是在对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的现实批判中生成的。社会主义的提出和生成源自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所引发的各种问题的反思和批判，生态文明的提出和生成则源自对工业文明条件下的生态危机及其所引发的各种问题的反思和批判，而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均根源于资本的逐利性及其所选择的私有制。逐利的资本具有物质性、利己性、贪婪性、短视性等显著特点，其目的不是生产使用价值、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而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②，因此它才会选择大工业和私有制，以便在不断地开发自然资源、扩大生产规模、竞争垄断中达到获取超额利润的目的，但却由此异化了人、自然以及各种关系。生态文明和社会主义是为扬弃资本的异化而提出的，是在对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的现实批判和超越发展中生成的，且两者是相辅相成、内在契合的，建设生态文明需要社会主义的制度变革，社会主义建设也内涵着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和社会主义要批判并超越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所奉行的二元对立、个体本位、自我中心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通过“瓦解一切私人利益”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③，最终使人从人的奴役和物的依赖中彻底解放出来，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联合体。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的彼此契合，表明文明范式的生态转型所追求的是摆脱了双重奴役的、平等自由的人际、人—自然关系。

三、价值观念的革命：生态文明与实践理性的共同发展

人的价值观念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变化、发展的，已经形成的价值观念又会反过来范导人类实践活动和社会发展的方向。价值观念关乎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是有意义的，什么样的人生是有价值的，什么样的人是本真的人，这是人作为自由主体的超越性追问，是作为文化存在的人对生活世界的意义构想，是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对自我行为的价值定向。追求无限是人之为人的本性，但有其范围和领域。属于认知能力的工具理性是有限度的，无限的追求在于理性的实践运用或道德运用，即实践理性的追求。实践理性是一种具有价值指向的自由意志，它总是力图超越感性因素、物质因素的束缚，发挥自身的能动性，赋予自己的实践活动和感性经验世界以目的、价值和意义，这是一种超越了自然必然性的自由。

实践理性的自由是在人类实践活动即文化创造活动中得以呈现和实现的。文化创造过程即是人类理性的发展过程，包括工具理性和实践理性两方面的发展。理性的发展、文化的创造、文明的进步决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必须是人的自觉自由的选择，否则就会如马克思所说：文明如果是自发地发展，而不是自觉地发展，则留给自己的是荒漠。理性的自觉发展，既包括认知能力的不断提高和加强，主要体现于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发展，更应包括理性的道德运用能力的提升，表现为对自然必然性的不断超越和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同时实践理性要为工具理性的发展把握方向。

然而，近代以来，理性、价值观念以及与此相应的工业文明的发展却并不尽如人意。“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①自18 世纪产业革命至今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由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确实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但由于秉持物质主义、经济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也造成了全球性的资源环境生态危机。现实的压迫促使人们反思，之所以会形成和流行上述价值观念，是因为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的工具理性片面膨胀，人们认为科学万能，以为自己无所不能。18 世纪的康德早就洞察了这一点，为此对人类理性进行“批判”，提出要为理论理性（工具理性）划定界限，要用实践理性（目的理性或道德理性）为理论理性把握方向。近一个世纪前中国思想史上的“科玄论战”也直指科学理性之“过度”：“近三百年之欧洲，以信理智信物质之过度，极于欧战，乃成今日之大反动。吾国自海通以来，物质上以炮利船坚为政策，精神上以科学万能为信仰，以时考之，亦可谓物极将返矣。”②今日之现实可以说是不幸而被言中。

忽视了实践理性的科技发展膨胀了工具理性，工具理性选择了资本逻辑，并一同成就了工业文明，而工业文明由于生态危机成为全球性问题而难以为继。当人类提出超越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之时，意味着实践理性的不可或缺，这不仅仅是因为经验的历史和现实告诉了我们，没有实践理性控制的工具理性选择了不计后果的发展模式，带来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而且还是因为实践理性的价值追求与生态文明的发展目标内在一致。实践理性对自然本能、物质欲望、自我利益的约束与超越，正是生态文明所追求的精神性、联系性、他在性、整体性、公共性、生态性等价值理念得以形成的关键。生态文明的发展只有在实践理性和生态逻辑的主导下才能得以进行，实践理性和生态逻辑也只有在对工具理性、资本逻辑、工业文明的现实反思和扬弃中才会愈益强大。生态文明不是不要工具理性、科学技术和物质基础，但后者只是工具，不是目的，它们要受到实践理性的约束和范导，为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这一目的服务。生态文明和实践理性的共同发展，是人作为文化存在展示自身无限超越潜能的新阶段，是文明范式实现生态转型的内在逻辑和现实需要。

 

参考文献：

[1] 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年。

[2]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年。

[3] 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年。

[4] 邹广文：《当代文化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年。

[5] 王雨辰：《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 年第3 期。